金沙江畔,一座古城的沉沒與新生

在山地,光陰的腳步似乎要比在平原和盆地更緩慢。上午9點半,心事重重的太陽終於爬上了書樓鎮對面的山樑。鋒利的光線切開薄薄的霧氣,把古城裏的牌坊、門樓和院牆的影子,重重疊疊地壓在一起。鳥雀在鄰近樹梢上叫,桂花的幽香若有若無,三五個居民坐在陽光下喝茶説閒話。古城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

我是前一天深夜來到書樓的。汽車自宜賓市區溯金沙江沿山路而上,一面是懸崖和台地,台地上,見縫插針地擠着一些農舍。一面是靜水深流的金沙江,尖起耳朵,隱約聽到江水嗚咽。夜深人靜時,司機説,書樓就要到了。順着他手指的方向,透過車窗,我看到黑黝黝的山谷裏,漂浮着幾星燈火,恰好與天幕上密密麻麻的星斗遙相呼應。

儘管第一次到書樓,但我知道,這是一座陷落在大山深處和時光深處的古城,在這座古城,曾有過一些鮮為人知的往事……

從馬湖到中都

通過一疊老照片,我“認識”了一座老縣城。

時光定格的市景,與我記憶中二十多年前的南方小縣城並無太大差異:一條稍寬的主街,兩旁是當時還算時尚的七八層樓房。更多的是狹窄的小巷,木製的吊腳樓和板房擠向街心,坐在家門口的老人和蹦蹦跳跳的孩子,以及從院牆上或籬笆上垂下來的花朵,無不顯示出生活的寧靜,緩慢和安詳。

如果要説獨特之處的話,那麼,這座如今只存在於影像中的老縣城,它的房屋和街道坐落於一條曲折的大江之濱,城市依山就勢,鋪排在江岸的幾進台地上。此外,幾座看上去形制簡陋的城門,保存完好,從翹角的飛檐到硃紅的門樓,以及黑黝黝的匾額都能看出,它已然歷盡了歲月滄桑。

如果追溯這座邊城的前世,早在700多年前的元朝,當這裏成為管轄川南和滇東北大片地區的馬湖路治所時,朝廷就在逼仄的台地上修築了一座土城。簡陋的土城,曾是方圓幾百裏內首屈一指的要塞、首府。到了明朝中期,馬湖路變為馬湖府,土城甃以磚石,建成了一道高一丈五,厚一丈,周長七百七十四丈(相當於兩公里半)的城牆。城牆上,開有五道城門。城門上,各建一座城樓。很多年後,通過老照片,我們還能一睹它昔日的風采。

這座如今已沉沒於金沙江浩蕩江水中的古城,就是曾經的馬湖路、馬湖府以及屏山縣的路治、府治、縣治所在地,名曰泥溪鎮(今天的宜賓敍州區也有一鎮名泥溪,但與屏山泥溪非一地,相距近100公里)。

▲復建的馬湖府城樓。聶作平攝

泥溪以及馬湖路、府滄海桑田般的變遷,得從大山深處一面鏡子般的湖泊説起。

話説距書樓鎮120餘公里的西南方向涼山腹地,山嶺縱橫,溝谷深切,長江的上游河段金沙江及其支流就從羣峯圍困中奪路而來。在金沙江左岸,早年的一次強烈地震,造成山谷崩塌,將一條支流阻塞,造就了一方面積約7平方公里、平均水深70米的湖泊。按《讀史方輿紀要》的説法,舊時,有人看到龍馬出沒水中,故而命名為馬湖。

今天,馬湖因其秀美的湖光山色成為川中知名景區,但那些流連於自然風光的遊客很少知道,歷史上,有一個以馬湖為名的行政機構——從元朝的馬湖路到明朝的馬湖府——曾經管轄了包括馬湖在內的上萬平方公里的地區,併成為聯結內地與民族地區的橋樑、漢文化與民族文化交匯的前緣。

倘若從成都出發向正南方而行,將次第經過平原、丘陵和山地。在屏山境內,四川盆地與川西南山地及滇東高原縫合——屏山東部和北部臨川南丘陵,西部接川西南山地,南部聯滇東高原。從地形圖上可以看出,呈東北-西南走向的大涼山與五蓮峯一西一東,裹挾着千山萬壑橫亙於川南與滇東,而自西南向東北流淌的金沙江就穿行於兩列山脈之間。山脈的盡頭,金沙江由峽谷中猛虎般的狂暴變得稍為平緩時,便進入了屏山縣境。

如同絕大多數崎嶇山地一樣,但凡河谷沖積平原或是山間台地,一般都會成為人煙稠密的村落和市鎮。屏山亦然。屏山下轄的中都鎮就坐落於兩山對峙的中都河谷。站在高處,我看到的是一座雜亂無章的邊地小鎮,但在歷史上,中都曾有過它的顯赫時光。

秋日雨後,一個當地朋友帶我來到中都鎮上的一座古老庭院。儘管庭院看上去破舊不堪,但建築形制還隱約透露出它曾經的考究與大氣。這就是當地人稱為黑龍祠的黑龍土主廟。

所謂土主廟,按《南詔野史》的説法是:開元元年(713年),唐朝“授皮邏閣為特進,封台登郡王……開元二年,立土主廟”。學者考據認為,流行於西南地區的土主廟和土主信仰,起自於唐時的南詔,雲南巍寶山巡山土主廟便是各地土主廟的源頭。

通俗地講,土主相當於一個地區的守護神。這種起自唐朝的習俗傳到後來,最信仰土主的是居於四川和雲南的彝族。我看到的中都鎮黑龍土主廟,它供奉的土主,就是彝族先人,名叫臘曲。

臘曲是一位彝族首領,生活於北宋末年。當時,邊地戰亂不休,他率眾保境安民,不幸戰死沙場,宋徽宗將其封為黑龍土主,並下旨立祠紀念。埋葬臘曲的墳幾十年前猶存,當地人稱為大墳包。據説,寬大的墓室能容納200人。新中國成立前,還有人利用墓室開設鴉片煙館。

彝族黑龍土主廟是一個暗示,它暗示處於涼山支脈地帶的屏山,乃是彝漢交匯、彝漢文化碰撞的邊緣地帶。作為多民族文化的結合部,中都以及屏山的民族與文化交流史其實還可由宋朝往前推1000多年。

犍為是距屏山不到100公里的另一個縣,中間只隔着沐川——事實上,沐川也是從屏山劃出去的。在犍為一個叫萬年村的地方,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出土了數量豐富的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玉紋銅印。銅印上刻着一輪彎月,月下是禾苗和杜鵑鳥的圖案。這些神祕的圖案,隱藏着什麼樣的祕密呢?

經辨識,考家們確認,這就是考古界眾所周知的巴蜀圖語。所謂巴蜀圖語,又稱巴蜀符號或巴蜀圖形文字,是在四川出土的戰國至西漢初的文物上發現的一些圖形符號。目前主流觀點認為,巴蜀圖語是遠古的巴蜀古族用來記錄語言的工具,近似於象形文字,是古文字的雛形。據推斷,巴蜀圖語可能產生於古蜀國開明王朝時期。

史載,古蜀國第一位蜀王稱為望帝,名杜宇。傳説,杜宇在蜀地首創了按農事季節耕種的制度,後人奉為農神。他在成都平原建立古蜀國時,立都郫縣。杜宇死後,精魂化為杜鵑,每到春耕時節,總是在田野裏大聲啼叫,提醒後人及時耕種、莫忘農時。

玉紋銅印上的圖案,描繪的就是杜宇化鵑,教民耕種的故事。

杜宇的國都在郫縣,為什麼他的故事會在200多公里外的犍為流傳,並被莊重地刻到銅印上呢?《蜀王本紀》記載:“時蜀民稀少。後有男子名杜宇,從天墮止朱提……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從天墮是後人對他的神化,但朱提卻實有其地,那就是今天的雲南昭通。

綜合各種史料可知,原本居於昭通的杜宇部族,沿金沙江北上宜賓後,再溯岷江而上,漸漸發展到成都平原,而屏山,正是他們從山地進入平原的必經之地。

中都鄉又名沐道、夷都。文獻記載,它曾是古蜀王的庶子夷氏的封地,所以才有夷都這個名字。當杜宇部族強盛時,他們一步步從滇東高原下到川南山地,經由屏山再進入四川盆地;當杜宇部族建立的古蜀國日益式微,並被秦國所滅後,殘餘民眾又溯了祖先當年的道路,一步步退到包括屏山在內的川南山地及毗鄰的涼山地區。因此,遙遠的2000多年前,屏山一帶既是古蜀王國的南大門,也是民族走廊上的一個重要節點。

土司的烙印

先秦時,馬湖府的居民,一部分是如今已消失了的僰人,一部分是與杜宇同根同源的古蜀人。漢武帝開發西南夷後,四川盆地的漢族遷入屏山,並與當地人融合。隋唐時,形成了一個新的部族,稱為馬湖蠻。又因其首領姓董,稱為董蠻。馬湖蠻的勢力中心在今天的馬湖景區一帶,碧波盪漾的馬湖中那座形似螺髻的島嶼,可居數百人,便是馬湖蠻的“首府”。宋朝時,馬湖蠻分成兩個支系,以安氏為首的一支與彝族融合,以文氏為代表的一支持續漢化。

古蜀人以土著自居,其勢力中心在今天的屏山縣中都鎮一帶,由於與中央王朝摩擦不斷,故被貶稱夷都蠻。

元朝是中國首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它的存續時間雖然還不到100年,卻對當時及以後的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影響之一就是一些原本遊離於中央王朝之外的邊疆地區,第一次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轄。大者如雲南和西藏,小者如馬湖。

1276年,也就是元滅南宋那一年,元朝設置馬湖路(路是宋、金、元時的一級行政區劃,宋、金時相當於後來的省,元時相當於府),治所設於溪口,即今天的屏山新市鎮。

元朝對馬湖的戰略意義有着極為清醒的認識,這緣於設馬湖路之前20年發生的兩次血戰:1256年,名將兀良合台奉蒙哥之命由雲南昭通北上,打算佔據金沙江下游(當時又稱馬湖江),順江東下,破敍州、瀘州後進逼南宋在西南地區最重要的堡壘:合川釣魚城。

然而,儘管兀良合台在金沙江擊敗宋將張實的水軍,奪得戰船200艘,但當他乘勢東下時,卻遭到敍州知州史俊襲擊,蒙軍大敗,不得不打消了合圍釣魚城的計劃。

▲馬湖古城中的牌坊羣。

不過,雖然馬湖路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轄,但因為是民族地區,實行的是土司制。

所謂土司制,按《辭海》定義,乃是“南宋、元、明、清各王朝在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分封各族首領世襲官職,以統治當地人民的一種制度。”自秦朝推行郡縣制後,中央對地方的治理就是派出各級官員(稱為流官),但在鞭長莫及的少數民族地區,則實行民族首領世襲制(稱為土官),而土司,正是民間對各種土官的俗稱。

以明朝為例,按級別不同,土司衙門分為宣慰使司、宣撫使司、安撫使司和長官司等,以及土府和土縣。相應的,其長官分別稱為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和長官(此為武職),以及土知府和土知縣(此為文職)。不論武職還是文職,老百姓籠統稱為土司。這些土司“世守其土,世長其民,世襲其職”。儘管他們的承續需經朝廷批准,並按規定向朝廷敬獻貢物,但在其統治區域內,有着生殺予奪的特權,相當於一個半獨立的小王國。

元朝時,馬湖路下轄6個長官司,同時還管轄戎州和長寧軍。20餘年後,馬湖路治所遷到泥溪,即後來的屏山縣城。明朝立國後,廢路設府,拉開了馬湖府長達300多年的序幕。馬湖府也實行土司制,土知府由安氏家族世襲,直到一個多世紀後的1495年,安氏家族叛亂,朝廷才改土歸流。馬湖府下轄的長官司,也由元朝的6個變成了明、清的4個,分別為蠻夷、平夷、泥溪和沐川。其轄區“東一百一十里至宜賓界,西一千二百里至建昌界,南一百四十里至烏蒙界,北一百三十里至宜賓竹崖門界”。大致包括今天四川的屏山、馬邊、沐川、雷波和雲南的永善、綏江、水富等縣。

毋庸置疑,多民族聚居區,常會因文化、風俗、經濟及其他原因發生流血衝突。馬湖史上,小到聚族械鬥,大到正規軍討伐都屢見不鮮,其中以發生於明朝萬曆年間的“三雄”之亂影響最為深遠。

中都鎮郊外的山野裏,有一座當地人稱為顧將軍墳的古墓。墓前,褐黃色的碑上大書:“前明敕授懷遠將軍顧公諱國瑋老大人之墓”。這位明朝時做過懷遠將軍的顧國瑋,就是當地人口耳相傳的顧將軍。

明朝萬曆年間,西南地區發生了多次土司或部族頭領叛亂,為此,朝廷不得不連年用兵,三雄之亂即為其中一次。

“三雄”之亂,指涼山和馬湖地區的撒假、安興(即馬湖府土知府後人)、楊九乍三人結成聯盟,號稱“三雄”。“三雄”於1587年起兵反明,撒假自立為西國平天王。朝廷聞訊,先派都司李獻忠率兵三千討伐,“三雄”詐降,李獻忠等人被殺。朝廷震怒,另派總兵李應祥率兩萬大軍進剿。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征戰,“三雄”先後或擒或殺,叛亂才告一段落。這場聲勢浩大的叛亂,導致大量民眾死於非命,當時的記載是屍積如山。朝廷也為此付出巨大代價,除了“數百萬帑金輕擲於不毛之地”外,還有大批將士戰死沙場,埋葬於中都鎮外的顧將軍,即為死難者之一。

為了更好地把控邊地,屏山便隱然有軍事要塞的功能。就在平定“三雄”之亂次年,朝廷下令新設屏山縣,同時將敍馬滬兵備道從長寧移駐屏山,由四川總兵李應祥兼任,相當於把一個省級戰區的“司令部”設在了一座邊遠小城。

屏山原本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多民族混居區。清朝以後,隨着僰人、古蜀人的消亡和漢化,以及彝族向大、小涼山遷徙,屏山雖然還保留着土司統治,但已成為漢族為主體的地區。

然而,屏山得地利之便的優勢,反而更加彰顯,也使得屏山愈發重要。

在屏山通往馬邊的公路旁,有一片高聳的紅色懸崖,名叫洪溪巖。經人指點,我找到了崖下一條長滿青苔和雜草的古道,青石板砌成的古道寬一米多,斗折蛇行,蜿蜒在空寂陰冷的山中。儘管如今半天也看不到一個行人,但青石板上深深的履痕和岩石上刻寫的“永賴同功”的摩崖題記,卻還可以想象它當年人來人往的輝煌。這條古道,稱為汪公路,明朝萬曆年間由安邊同知汪京所修。汪公路從屏山出發,一路經新市、中都等地,連接馬邊,經由馬邊,深入到更為遙遠的涼山腹地。史料記載,三國時諸葛亮南征,其中一支部隊,就沿此路深入不毛。

像這樣的古道,在屏山境內還有多條,最重要的包括:

其一,從宜賓沿江而上,經樓東和泥溪,再至新市和屏邊,抵達今天的雷波後,北岸深入涼山,南岸進入雲南。明清時,滇東北一帶生產的銅,就沿此路而出,抵達屏山後順金沙江運往內地。如乾隆十一年(1764年),經由此路運送的銅多達99萬多斤。

其二,從中都鎮南下,翻越五指山,是屏縣縣城泥溪鎮;自中都鎮北上,可達沐川、樂山及四川盆地。這兩條古老的道路,以泥溪為原點,形成了一個大的十字形。

1884年,英國駐成都首任總領事謝立山為了調查白蠟蟲的相關情況,從成都出發到雲南安邊並乘舟東下,便經行這條古道。他在旅行筆記裏,真實地記錄了那支小隊伍在翻越五指山後從高處看到金沙江的情景:“我們懷着輕鬆的心情離開了中都鄉和它背後流過的那條河,開始翻越東南和南部的高山。北面亂山層疊,黑漆漆直入雲霄的山峯一座接着一座。當我們來到一片起伏的高原最南端時,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深澗,一條小河在深澗裏流淌。在東南方向,遠遠地從黑壓壓的山脈背景中辨認出一個黃點。在臨近高原頂部的地方有一棵巨大的榕樹,樹蔭下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客棧。於是我問那裏的看門人:‘那個黃點是什麼?’他熱情地回答:‘那就是金沙江。’”

控扼涼山的地理位置,使得屏山千百年來一直是溝通內地與邊區的大門:戰爭時,它是決定勝負的兵家必爭之地;和平時,它是舟車輻輳的商貿重鎮。兵家必爭之地和商貿重鎮的不斷切換之間,屏山的歷史更加厚重,文化更加多元,土地更加生機勃勃。

萬里長江第一港

要想看清新市鎮全貌,除航拍外,只能渡河到對岸的雲南。

屏山西部,金沙江在羣山的擠壓下見縫插針地迂迴流淌,北流的江水折而向東,復又南下,形成了一個n字形,n字形的上方左右兩端,西寧河和中都河匯入;n字形包圍的那片半島,是雲南綏江縣南岸鎮。與南岸鎮一水之隔的西邊,也就是n字形左邊那一豎,便是新市鎮。

我看到的新市鎮如同老照片上的屏山老縣城泥溪鎮一樣,也是一座雜亂而又蓬勃生長的邊地小鎮,眾多房屋簇擁在江畔的一級級台地上。國道自鎮旁經過,但進鎮和出鎮,都得穿過一條幽深的隧道——因為大山將這座小鎮圍困在萬山叢中,而彎彎曲曲的金沙江,又把它同山外的世界相連。

不論在昨天的馬湖府還是今天的屏山縣,新市鎮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存在。因為,它是名副其實的萬里長江第一港——彷彿為了佐證這個名號,在新市鎮主街下的碼頭裏,停靠着大大小小的船隻。

我曾看到過德國領事魏司1917年在中國西南旅行時拍下的照片。其中幾張,攝於宜賓金沙江。泥濘的江邊碼頭,一隻接一隻地停着許多小船。這些小船雖然只能搭載十來個人,但每條船的水手就有十幾個——如果加上逆水而上時的縴夫,工作人員顯然要超過乘客。

之所以出現這種奇觀,唯一的原因是:金沙江是一條咆哮的江。作為長江的上游河段,發源於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騰而下,衝破橫斷山脈重重大山的阻擋後,進入雲南、四川交界的下游地段,終於變得稍微温柔(金沙江下游,一般的定義是指雷波到宜賓,大部分地區都屬於馬湖府曾經的轄地)——不過,這是與上游那種如同脱繮野馬的狂暴相比,相對於潮平兩岸闊的長江中下游來説,仍然殺機重重、步步驚心。

缺少現代交通工具的古代,在人類的溝通與物資的交流中,舟楫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儘管漩渦和礁石佈下了一道道鬼門關,但金沙江下游河段的航運,仍然很早就開始了。如《宋會要》稱:“淳熙八年七月十八日,臣僚言,馬湖生蠻……常年中馬,操舟順流直抵敍州府城下。”淳熙八年即1181年,哪怕從這一年算起,金沙江下游河段的通航,也有將近900年了。

元朝以後,歷代對疏通金沙江下游航道均十分重視,先後多次整治了江中的礁石和險灘。其原因,一方面在於馬湖在軍事上控扼涼山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希望通過航運,將產自滇東北的銅外運。由於江流湍急,灘險水惡,很長時間裏,金沙江下游只能行駛載重60噸以下的木船,並且,上水時必須依靠縴夫。

在我老家,縴夫和礦工被認為是兩種最危險、最艱苦的工作。縴夫是“死了沒埋”,礦工是“埋了沒死”。而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屏山沿江各村鎮的不少壯年男子,大多以拉縴為生。今天的金沙江兩岸,危巖矗立,雜草叢生,但如果足夠仔細的話,還能發現在那些原本沒有路的地方,縴夫們用雙腳踩出的又陡又窄的小路:纖道。

與纖道一同見證那段歲月的,還有船工號子,也就是縴夫們拉縴時高聲唱出的歌謠。上世紀70年代,著名歌唱家李雙江到宜賓採風,聽了原汁原味的金沙江船工號子後,創作並演唱了後來風靡一時的《川江號子》。

1942年,民生公司的一艘輪船從宜賓溯流而上,抵達屏山,之後又繼續上行,抵達新市,這是金沙江上第一次出現機動船的身影。從那以後,機動船慢慢取代了木船,縴夫的身影消失了,纖道荒廢了,高亢的船工號子不再回蕩,轉而成為需要保護和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明代石柱,用整塊石頭雕刻而成,重達數千斤。

水流湍急的金沙江下游河段,不僅是萬里長江上舟楫可以通達的盡頭,也曾是另一種出產於馬湖府的特產的進京通道。這種特產就是楠木。凡去過北京故宮的遊人,多半對大殿裏那些巨大的房柱印象深刻。這些由整根木頭製成的房柱,都是珍貴的楠木,民間稱為金絲楠,其中相當一部分,就來自馬湖。

屏山中部橫亙着一列雄渾的山脈,主峯海拔2000餘米,名叫五指山,是為涼山餘脈。不過,在過去的漫長時間裏,它不叫五指山,人稱神木山。

《大明一統志》説:“神木山,在沐川長官司西二十里,舊名黃種葛溪山,本朝永樂四年,伐楠木於此山,一夕楠木不假人力移數裏,遂封為神木山,歲時祭之。”

據當地人講,中都鎮河對岸的一座山上,曾建有神木山祠(這也是當時祭祀的證據),祠裏有一塊《神木山祠記》石碑。石碑於上世紀被毀,但上面的文字,卻在地方史料裏記載下來。

碑文比《大明一統志》的記述更詳細,講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明朝初年,朝廷下令在山上砍伐楠木。高大的楠木沉重無比,而山間要麼是小路,要麼連小路也沒有,要把它運出去,自然千難萬難。“逾尋丈者數株,計庸萬夫乃可以運。”沒想到,有一天夜裏,一些楠木竟然像長了腳一樣,自己移動到大路上。並且,沿途草木沒有一根因此被折斷。如此神蹟,當地官員急忙上奏朝廷,皇帝認為是祥瑞,於是將黃種葛溪山封為神木山。

儘管有碑有祠有史料,但這仍然是一個荒誕不經的傳説。真實的歷史是,明朝初年修建南京的明孝陵和紫禁城,以及乾隆時修建圓明園,都從神木山砍伐楠木。如《四川通志》記載:“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川總督鄂爾泰進正楠木二十根,餘木兩根,富順縣宰、屏山巡檢運送進京,送至圓明園交收……乾隆三十年,又於屏山縣、雷波縣等處採辦大楠木三十六根……運進京,送至圓明園僉收。”

龐然大物般的楠木,一根就有上千斤,在缺少現代工具的明清,該如何把它送往數千裏之外的北京呢?

能夠藉助的,便是滔滔不息的江水。首先,自神木山上砍伐的楠木,通過在山間開闢的溝槽滑行到山腳,再由人力抬往中都河邊,並將它放進河裏。楠木順水漂至新市,再將楠木數根或十多根綁紮在一起,形成一隻木筏。木筏上面,搭起簡陋的窩棚,放筏的工人以及押送的官員吃住都在上面。他們駕駛着這些木筏,順着金沙江,過宜賓,下重慶,出三峽,越湖北、江西、安徽,直到揚州的長江與大運河交匯處,轉而沿運河北上,抵達京東張家灣,上岸後搬運至崇文門神木加工廠。

依山臨水的新市,既有金沙江的黃金水道,又有陸路東達屏山、宜賓,北至馬邊、犍為,南進雷波,西下涼山,因而歷來便是軍事重鎮。元朝時,馬湖路路治一度設於此。後來,馬湖府的六大長官司之一的蠻夷司也設於此。明朝設蠻馬驛,清朝設巡檢司,新中國成立後也駐有部隊。在成昆鐵路和雅西高速貫通之前,進出涼山,尤其是小涼山的美姑等地的大量物資都通過金沙江航道運至新市,然後上岸轉運。上世紀40年代建成的樂(山)西(昌)公路,像是一條崇山峻嶺之上飄浮的白色飄帶,新市便是這條飄帶串起的重要一環。

新生的古城

金沙江的得名,源於水中含有大量泥沙,因而江水呈黃色。但是,如果你今天來到屏山境內的金沙江河段,你會發現這個名字名不副實——江水不是黃的,而是如同發源於五指山深處的中都河或小涼山深處的西寧河一樣深綠。

讓金沙江不再像“金沙”江的,是屏山境內那座全國排名第三的水電站。

站在濱江的半山上眺望,一道大壩將金沙江攔腰截斷。大壩如同一柄巨型梳子,從梳齒與梳齒的縫隙間,一道道白亮的水流飛流直下,氤氬的空氣,常常在水流上方形成一道淡淡的彩虹。大壩上游,靜水深流,金沙江不僅沒有了昔日的狂暴,而且呈現出一種安詳,讓人想把金沙江改名玻璃江。

2012年10月10日,經過四年建設後,金沙江干流上的最後一級水電站向家壩電站正式下閘蓄水。日夜奔流的江水被大壩阻攔,形成了長達160多公里的迴流。於是,舊日的纖道,舊日的村莊,舊日的驛站,舊日的廟宇,甚至包括作為路、府、縣和長官司治所達600多年之久的泥溪,都一一沉沒水中——因為有了新縣城,人們便將沒在水中的泥溪稱為老縣城。

人類活動不僅改變了自然面貌,也改變了自己創造的歷史的面貌——秦去漢來,明滅清興,在走馬燈般的朝代更替中,前輩的遺存被後人有意無意地譭棄,以及難以抵抗時間的侵蝕而漸漸湮滅都是其原因。到了現當代,大型工程——尤其是淹沒面積巨大的水電工程——更是迅速且面目全非地改變了大地的模樣。

▲文昌行祠遺蹟。

如果讓城樓、寺廟、衙門、牌坊、石刻,以及眾多的深宅大院都隨流水吞沒,那麼,可以説,幾百年歷史的馬湖便只剩下了史料裏寥寥幾行冰冷無趣的文字——沒有了實物與實景的歷史,將變得空洞而虛無,並從後人視野裏漸行漸遠。

幸好,當向家壩電站剛立項時,屏山人便進行了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遷址復建。

整整七年時間裏,文物工作者們對淹沒區的文物先行摸底調查,測量拍照,再將原建築上的一磚一瓦,一木一石進行編號;之後,再小心翼翼拆解。拆解之後,44處古建變成了堆積如山的零部件。

屏山是典型的山區,平地珍貴,大塊的平地更為珍貴。這些古蹟復建在哪裏呢?當時,有人提出建在新縣城——新縣城選定在原新發鄉和真溪鄉的地盤上,位於岷江下游,是一片岷江沖積出來的小平壩——但是,新縣城面積也有限,安置這麼多古蹟,不免有些捉襟見肘。

這時,距向家壩大壩只有15公里的書樓鎮進入了視野。書樓鎮這個名字,隱隱透出一股書卷氣。事實也的確如此。明朝永樂年間,思想家、河東學派創始人薛瑄之父曾在馬湖府平夷長官司任吏目,薛瑄隨父客居於此並講學。嘉靖年間,為了紀念已從祀孔廟的薛瑄,當地興建了樓山書院和藏書樓。這也是書樓鎮名的由來。

書樓鎮這片古老的土地,有幸成為馬湖古城的安置地。於是乎,難以計數的古建零部件一車接一車地運送到書樓鎮外那片曠地上。然後,接下來幾年時間裏,專業的古建築人士和文物工作者們,像繡花似的,把零部件一件件地組裝。於是乎,那些原本矗立於舊日馬湖府今日屏山縣境各地的牌坊、宮觀、寺廟、衙門、民居、道觀、商號,被移植到了三面環山,一面臨水的書樓鎮。於是乎,一座新的古城,就這樣誕生了,而真正的古城所經歷的歷史煙雲,也由此留駐下來。

實際生活中,一般不可能幾道牌坊首尾相接,與道觀一牆之隔也不大可能又建一座寺廟,而庭院深深的富家深宅更不可能像小區裏的房屋那樣比鄰而居。但漫步於馬湖古城,因為都是復建,便有了這種時空轉換的錯覺。是的,原汁原味地保留於原建之地的文物固然更具價值,但當它們面臨從此譭棄的危險時,把它們集中復建到一起,也不失為一種情非得已的最佳選擇。更何況,當這些古建和文物集合到一起,一座可供我們想象金戈鐵馬與舟車輻輳往事的古城也就此誕生。

太陽當頂的時候,我行走在馬湖古城的樓閣亭台之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養一方文化。當積澱了眾多往事的泥溪鎮沉入江底,屏山縣城遷往山那邊的岷江畔,在書樓,通過馬湖古鎮,我們或許還能感受到在這片嬗變的土地上,古老歷史與現實生活的碰撞和交響。

(來源:新華社客户端)